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明目张胆地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冲击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相伴的命题，良性冲突促成发展性的改变，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恶性冲突则导致毁灭性破坏，是逆历史大势而为，终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弃。人类不断从历史冲突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家之间、社会组织间、个人之间又会产生新的冲突，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既是冲突的记录载体，又能够为冲突的解决提供帮助。同时，档案的保密与开放工作不当也可能会引发冲突。这迫使我们不断思考档案工作在记录冲突、解决冲突、规避冲突中担任的角色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

记忆剪影，回顾人类冲突

王翰《凉州词》有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与冲突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无疑是莫大的浩劫，回顾人类间的冲突历史，无一不警示当下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档案作为回溯历史的一手材料，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文明发展进程的忠实记录者。

因国家与地区的差异性，档案记载的冲突内容虽各不相同，但都具备叙事功能，能客观反映事件的过程，并且具有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在价值。如2021年，印度比哈尔邦档案馆在网站公开1800—1914年间比哈尔邦的部落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而发动起义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的开放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它的公开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让公众以更加直观的方式体会独立战争的艰难与和平的不易。档案馆、媒体及个人都是相关档案的重要保管者，共同守护着人类文明记忆。2021年6月，英国《卫报》发现了一件馆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的历史档案，档案中记载的事件揭秘了王室曾经的种族主义雇佣政策。2021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借助纽伦堡审判历史档案扩充数据库。纽伦堡审判档案对于留存战争历史、保护司法遗产和承认大规模暴行至关重要。叙利亚人特克马尼致力于收集叙利亚内战被害者的照片和视频，用音视频档案记述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惨剧，并根据照片档案设计壁画、肖像画或举办展览等以揭露战争暴行，展现战争的残酷和民众的苦难。我国也十分注重历史记忆的留存。就抗日战争而言，我国各地档案馆共编撰出版了几百部有关抗日战争主题的档案汇编，例如辽宁省档案馆编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收录了近2000件有关东北各地义勇军组成状况、分布情况、日常运作、抗战活动等相关的档案，福建省档案馆编撰的《台湾义勇队档案画册》和《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收录了多个档案馆馆藏的有关台湾义勇队档案的图片和文件，是研究台湾抗战义勇队的重要资料。

档案记载战争与冲突，不仅回顾了国家鲜为人知的斗争史，让更多默默无闻的民族英雄被人们铭记，还能增强公民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情怀。

充当工具，缓和古今冲突

档案作为冲突事件的原始记录，不仅充当着记录者的角色，其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也使得档案能够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发挥凭证作用，成为缓和冲突、处理冲突的工具。

一方面，档案发挥凭证作用推动冲突解决。在2021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暴乱中，当地所形成的社交媒体档案反映了暴乱分子使用社交平台策划执行此次暴乱的过程，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暴乱的实际情况，为冲突发生后的追责与冲突的预防提供了工具和途径。同时，档案也能以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缓和冲突。西北大学布洛克艺术博物馆通过举办“一场斗争：反对反黑人暴力的美国艺术”档案展览，追溯了艺术家们对种族暴力的反应，帮助人们了解国家种族暴力的根源并直面美国历史上的反黑人暴力行为，有助于缓和美国种族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历史档案也能帮助人们窥见历史冲突中的社会群像、正视历史问题，为历史冲突的后续解决提供凭证保障。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与斯雷布雷尼察纪念中心合作开放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珍贵的证词档案，从而呼吁公众关注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和种族灭绝事件。福图诺夫大屠杀证词档案馆与维也纳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所开展合作，开放馆内关于大屠杀的4400段视频证词。这些档案的开放既是向冲突受害者致歉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正视历史错误、回归现代文明的标志，也能更好地发挥档案的教育功能，减少冲突的发生。

展望未来，规避工作冲突

档案记录冲突，为人类留下历史财富；档案解决冲突，帮助维护世界和平秩序。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工作也必须寻求适合当下的发展路径。档案开放的尺度、技术应用的深度、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等都还处于不断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中，工作不当随时都会引发档案领域的冲突。如何规避这些不必要的冲突是档案业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首先，应正确处理开放与保密的关系，及时完善相关制度。2022年，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对国家档案馆限制查阅档案提出抗议，要求国家档案馆尽快开放相关历史档案；加拿大一男子也因文件处置期限与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究其原因，一是档案封闭期不明确，用户请求处置时间随意调整。二是数字转型期档案数字化工作缺乏制度保障，造成与社会需求相关的档案数字化迟滞，影响档案有序开放。对涉密档案采取保护措施无可厚非，但经审核对国家安全无影响的档案，应及时公开并积极开展数字化加工，以保障公众知情权。2021年，塞浦路斯的一家在线交易网站的数十亿条记录被泄露，包括用户个人照片、身份证、驾驶证等，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使网站名誉受损，由此可见，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相关档案数据，要从技术上强化保障，才能在信息化浪潮中行稳致远。

其次，档案工作应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以保障公众的利益为落脚点。以色列在公开《金字塔报》档案时，却只对以色列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开放，埃及人无法利用，这一行为激怒了埃及记者。一方面，埃及当局忽视《金字塔报》档案的价值并出售档案的做法令人叹息；另一方面，以色列带有歧视倾向的档案开放态度也受人诟病。2020年，法国马格南图片社公开展出了部分曼谷年轻性工作者在未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的照片档案，这些照片可能涉及对儿童的性虐待，此举遭到大众抨击，可见图片社在公开照片档案时未慎重考虑伦理道德问题，可能侵犯公众的隐私权。

档案作为社会生活的原始凭证，也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革新的一面镜子。回看档案与冲突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档案的收集工作。在档案来源上广泛征集企业档案、个人档案等，丰富档案馆的叙事视角；在档案类型上，不仅要关注传统纸质档案，还应当注重口述史、影像档案、社交媒体档案等新类型的档案。只有做好档案收集工作，才能够充分发挥档案记录冲突、解决冲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做好档案的开放利用服务。只有做好档案适时适度开放，才能够既保障档案价值的充分发挥，增强档案解决冲突的能力，又能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9月26日 总第3888期 第三版